?誰對誰錯
危廷芳
在一次閑聊中,一位朋友講了一個既幽默又很實在的笑話。一個叫葉燁的年輕人,從985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一個行政單位工作,單位領導與新招錄的大學畢業生召開一個座談會。為了便于大家相互認識,單位領導按照辦公室小黃擬定的僅供領導開會用的新招入人員名單,逐個點名。當領導點名“葉火華”時,沒有人站起來自我介紹,領導重復了一次,還是沒人應答。辦公室小黃急忙示意葉燁,他才不緊不慢的說,我不叫“葉火華”,我是“葉燁”。領導臉色陡變,便借批評辦公室小黃,“你怎么把葉燁寫成了葉火華!”,給自己下臺階(其實小黃并沒有把葉燁寫成了葉火華)。辦公室小黃忙應聲說“領導,是我的錯,把葉燁寫成了葉火華。此后一段時間,辦公室小黃從正科級干部提拔為副處長,葉燁則下派到一個偏遠的鄉鎮去工作。
這雖然講的是一個幽默笑話,但這樣的事,在我們不經意中是經常發生和遇到的。那么,就這個幽默笑話中的三個人物,究竟是誰對誰錯?或就每一個人的行為分析——是對還是錯?其實,這是難以說清是對還是錯和誰對誰錯的問題。就葉燁來說,認真,不做“差不多先生”是好的;但在非本質的事情上,過于較真,不給人以臺階下,又表現得不近人情。辦公室小黃靈活應變,在非原則的問題上承擔了不屬于自己過錯的責任,給領導以面子,幫助領導下了一個尷尬的臺階,這是無可厚非的;但在一些人看來,他又有拍馬屁之嫌,一味順著領導。領導因為這件事,把葉燁下放到基層工作,有挾嫌報復、濫用權力之嫌;但這又能使葉燁下基層經受鍛煉,改變他從學院出來的稚氣和傲氣。

在這廣袤無垠、地老天荒的世界,實際上也不存在絕對的對和絕對的錯。從時代的變遷和歷史的變化來看,同一事物在不同時期,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審視評判標準。在中國古代很長一段時間里,重農抑商政策占據主導地位,士、農、工、商,商居四民之末,商業行為常被視為投機取巧,不務正業。這種觀念源于農業社會對穩定糧食生產的重視,以及對商業逐利本質可能破壞社會秩序的擔憂。在當時的價值體系下,專注于農業生產是“對”的,而商人四處奔波、追逐利益則被視為“錯”的。但到近現代,隨著工業革命的推進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活動已然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引擎。在科舉年代,科舉考試是選拔人才的主要途徑,儒家經典的背誦和八股文的寫作成為教育的核心內容。然而,現代社會對教育的要求更加多元化,曾經科舉教育模式下的死記硬背經典,擅長八股文寫作被重新審視,甚至被判定為存在諸多弊端,是需要改進的。
從不同角度,從辯證思維,從全面普遍的觀點評判事物,現實世界中的任何事物又如蘇軾說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如核能的開發利用,為人類提供大量的高效能源電力,在緩解人類能源危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滿足能源需求、推動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它無疑是有益的、正確的。然而,核能的使用又伴隨著巨大的風險,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福島核泄漏等,給當地生態環境和居民生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這表明科技成果也無絕對的對錯之分。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父母與子女之間常因觀念不同而產生矛盾。父母希望子女遵循傳統的職業道路,認為這樣穩定且有保障,在父母的認知里是為子女好。而子女懷揣著追求夢想、實現自我價值的渴望,選擇充滿挑戰的新興職業道路。雙方都有自己的立場和理由。兄弟姐妹之間常因財產分配、利益關系產生矛盾。看似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家庭內部的情感因素和實際付出難以精確衡量,誰也不能讓各方都心服口服。婆媳、姑嫂、妯娌之間則常因出身不同、習俗不同、教育不同等方面的差異引發矛盾與爭吵,各方都有自己的生活邏輯和情感依托。“請官難斷家務事”的經典之說,就形象生動地說明了在家庭事務矛盾中,是不能簡單地作對錯的評判與區分的。
任何事物的對與錯、優與劣,既對立統一、又相互轉化切換發展的。互聯網誕生之初,其積極影響占據主導地位,可謂“對”的一面盡顯光芒。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普及和深入發展,其負面效應逐漸凸顯;網絡詐騙日益猖獗,信息爆炸導致虛假信息低俗內容泛濫成災,個人隱私、個人信息在網絡空間中面臨被非法獲利和濫用的風險。互聯網從曾經幾乎一面“正確”的創新成果,逐步暴露出諸多問題弊端。通過制定法律規定,研發先進網絡安全技術,加強監督,互聯網又開始朝向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又如社會人際交往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往往蘊含著對錯轉換的微妙邏輯。想象在熙攘的地鐵車廂,人潮擁擠,一位乘客不慎踩了旁人一腳。這原本是無心之失,被踩腳者起初處于“對”的一方。然而,若此時被踩者不等對方道歉,便怒目圓睜、歷聲怒斥,使原本的小意外演變成一場劍拔弩張的沖突。在這電光石火間,被踩者就從占理的一方切換到了不講文明、不講道理的一方。
如此說來,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對與錯、優與劣是復雜的、多面的、變化的、發展的。尤其在一些非本質、非立場、非原則的問題上,更難以厘清是對還是錯,評判出誰對誰錯。為此,在我們的工作中,在我們與領導、下屬、同事的相互關系的處理中,在非原則問題上就不要鉆牛角尖、認死理,而應當是得理讓人,給人留有余地。我年輕時,被臨時借調到省直機關工作。有一次,單位要推薦一位高干子女上北京大學深造,便召開推薦評價這位高干子女的座談會。這位高干子女在單位的工作中表現突出優秀,大家給予很高很好的正面評價。主持座談會的領導作總結時,在贊揚之余,不經意中說:“他不像高干子女”。因為當時,處在改革開放初期,有少數領導干部子女以權謀私當“倒爺”,在干部群眾中的影響很不好。我當時也如同葉燁一樣,剛從大學畢業不久,稚傲有余,還自以為很會說話,居然當著眾人的面反駁領導說:“他不是不像,而是正像一個高干子女!”。正當大家面面相覷,感到錯愕時,領導微笑著說:“廷芳說的對,他的工作表現、工作能力、思想水平正像一個高干子女;他平易近人,與普通干部群眾和諧相處,保持艱苦樸素的本色,不以高干子女自傲,也是值得表揚的!”可見,兩個說法評價都對。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當我借調期滿,工作將近結束時,領導不是讓我回到基層去工作,而是推薦我到省直機關重要部門去工作。這位領導“得理讓人”、“得饒人處且饒人”的寬宏大量,至今令我肅然起敬,在這以后的工作、生活中,也一直影響著我,時時警醒著我。

在我們的工作、生活中,在同事間、親友間,在茫茫的人海中,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問題和意見是正常的必然的。此時此刻,相對正確的一方若不能以恰當方式對待相對認識不足或錯誤欠妥的一方,就可能因自身態度和行為的偏差轉化為錯誤的一方。此時此刻,相對正確的一方若能以恰當方式對待相對認識不足或錯誤欠妥的一方,事物就可能朝向更加和諧、健康、正確的方向發展。如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中的清朝康熙年間的大學生張英,不以官威壓服意欲侵占張家宅基地的吳氏,而是給修書求援的家人回了一首詩:千里修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吳氏聞之,受到感動,也后撤三尺。這一故事教育我們要以寬容、謙讓的態度處理人際關系,以和平、理智的方式解決問題,成為一個跨越時空,廣為傳頌,永不落幕的精神文明教材。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季羨林先生也說:“不完滿才是人生”。在我們的人生中,總會遇到,耿耿于懷、斤斤計較、糾纏于對錯的人和事,此時此刻,我們若是針尖對麥芒,不冷靜控制好自己的情緒,瞬間被憤怒沖昏頭腦,死不相讓,惡語相向,場面必然會陷入尷尬與緊張,雙方也會糟糕煩透一整天,有的則鬧到終身不來往不說話,甚至釀成后悔終生不可救藥的致命事故。在人生活動的宏大畫卷中,我們常常驚異的發現,許多令人懊惱不已、甚至改變人生軌跡的大事,追根溯源,竟肇始于微不足道的小事。智者常常警醒我們“小不忍則亂大謀”、“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有人說“容忍”是對他人行為或矛盾的被動接受,內心可能積累不滿。但時間會告訴你一切真相,有些東西,要等到雙方真正放下了,才知道它的沉重。唐朝的張公藝,家庭和睦,美名遠揚。皇帝贊美他治家有道,問他道在何處,他一氣寫了一百個“忍”字。當然,寬容、忍讓、容忍也是有條件、有限度、有原則的。在道德、法律、正義等核心價值領域,我們必須堅定的捍衛原則,絕不含糊。“小事講風格,大事講原則”,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小事講風格,為大事講原則奠定基礎,一個在小事上斤斤計較的人,很難想象在大事面前能夠堅守原則。而大事講原則又為小事講風格提供了方向指引。倘若沒有原則的束縛,所謂的風格可能會演變成毫無底線的遷就與縱容。
在人生的漫漫長路上,我們要學會在小事與大事之間靈活切換。以風格潤澤生活的點滴,讓身邊的人感受到溫暖和善意。以原則筑牢人生的基石,堅守人生的道德、法律、正義的底線。遵此,家庭和睦安康幸福,工作順利事業進步,社會文明蔚然成風。